《731》为什么没能在7.31上映？

更新时间：2025-08-03 10:24:31

这个暑期档，一部没有上映的电影，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731》。

截止到8月1日，在猫眼超过358万观众标记了“想看”，淘票票上同样也有197万名观众“想看”，一举打破售票平台过往想看数的历史纪录。这些数据，让它毫无悬念地登顶了期待榜的榜首，预示着它可能成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

此前，片方曾宣布，将于7月31日上映。很多观众，看到片名“731”也下意识地认为，会在7.31上映。但，7月31日来临后，最终没能如期推出

其实，需要厘清一个基础事实——《731》这个片名的数字，并非指代一个具体的日期。它是一个番号，一个浸透了鲜血与罪恶的代号，指向的是一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黑暗印记的部队——侵华日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即“满洲第731部队”。这支由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所统领的部队，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研究与实验基地，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

因此，《731》片名的沉重含义，与“7月31日”这个日期并无本质关联。公众对“7.31上映”的强烈期待，源于片方此前的宣布以及对片名数字符号的直观联想。

事实上，真正需要探究的问题是，它为什么最终未能如期公映？

以及，关于“731”，我们知道些什么？

-“消失”的电影-

关于《731》撤档的原因，网络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真假难辨。「文娱春秋」逐一审视，探寻其背后更接近真实的可能性。

传闻一：因内容尺度问题遭举报？

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声称大量家长担忧影片中过于血腥和残忍的画面会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创伤，因此发起了大规模举报，最终导致影片下架。

这个理由表面上看起来合乎情理。731部队的暴行，即便是通过文字来叙述，也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将其影像化所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力不难想象。但是，这种说法的致命缺陷在于——它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传闻阶段，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可以支撑。

我们既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机构就此发布的通告，也找不到任何能够证实自身参与了举报的家长或团体。这种说法的源头，大多指向一些自媒体账号的揣测与演绎。它们抓住了“保护未成年人”这一极易引发社会共鸣的话题，为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的“消失”提供了一个简单、直接却又极具煽动性的解释。

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这样的叙事无疑最容易传播，但也最经不起推敲。

传闻二：触碰红线未过审？

相比之下，第二种说法似乎更具深度。

有部分自称看过影片试映的观众在网络上透露，影片的核心叙事，聚焦于一位日本731部队的实验人员，在目睹了种种非人道的罪行之后，内心发生转变，最终“良心发现”，转而开始拯救被用作实验材料的中国人。

如果这一情节属实，那么影片未能通过审查，便有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将一场由军国主义驱动的、系统性的、带有明确种族灭绝性质的反人类罪行，矮化为一个个体良心发现的个人救赎故事，这本身就存在巨大的风险。731部队的建立和运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策的直接产物，其成员是在国家意志的驱动下，系统性地参与了这场屠杀。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失足，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将这样一段沉重、复杂的历史，用一个“坏人变好人”的戏剧化情节来概括，不仅会模糊罪恶的根源，消解其体制性的邪恶，甚至会在客观上为加害者提供开脱的借口。有消息称，正是基于此，影片被认为“整体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因此未予通过。

尽管这一说法同样未经官方证实，但从逻辑和原则上看，它比“家长举报”的说法更触及问题的核心。如何讲述这段历史，如何在艺术创作的自由与历史真实的严肃性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道容错率极低的考题。

不过，“未过审查”这一说法，仍然没有任何证据。从其社交媒体账号仍然活跃来看，应该是没有出重大问题的。

传闻三：影片自身质量不过关？

除了审查因素，我们也不能忽视电影作为一种商业产品的自身属性。将目光投向影片的导演赵林山，其过往的作品履历，确实难以给予观众足够的信心。他执导的《铜雀台》（2012年）和《我的前任是极品》（2014年），在豆瓣电影平台上的评分分别为5.3和5.5，均未达到及格线。

这自然引出了一个合理的怀疑：电影《731》的最终撤档，是否并非完全源于外部因素，而是其自身的艺术质量和叙事水平未能达到公映标准，片方在权衡之后，选择了主动撤档，以“择日再映”作为体面的台阶？

这同样是一种猜测。但它提供了一个不那么戏剧化，却更符合产业逻辑的可能性。毕竟，一部电影最终的命运，除了题材的敏感度和审查的尺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其自身的品质。

-银幕内外的731-

在《731》的命运悬而未决之时，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宽，回顾一下在它之前，有哪些文艺作品曾经勇敢地触碰过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事实上，关于731部队的影像和文字记录，早已存在，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以各自的方式，向世人揭示着那段黑暗的过去。

早在1988年，导演牟敦芾就拍摄了电影《黑太阳731》。这部影片以一种近乎纪实的手法，毫无保留地直面731部队的种种暴行。影片中，冻伤实验、活体解剖、毒气实验、母爱实验等惨绝人寰的场景，都以一种令人极度生理不适的视觉语言被呈现出来。

《黑太阳731》也因此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评定为三级的影片，其尺度之大，至今仍让许多观众心有余悸。所以，该片的上映，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

有人称赞其直面历史的勇气，认为它以最直接的方式揭露了日军的残暴；也有人批评其过度渲染血腥与暴力，有消费苦难、贩卖奇观之嫌。但无论争议如何，这部电影都将731部队的罪恶，深深地烙印在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此后，香港又陆续推出了《黑太阳731续集之杀人工厂》（1992年）和《黑太阳731完结篇之死亡列车》（1994年），试图延续这一题材，但其影响力都远未能超越开山之作。

1995年，由台湾华视电视台制作的大型历史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其第三十集《死亡工厂731》中，以详尽的史料和访谈，对这支恶魔部队的来龙去脉和滔天罪行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与批判。这部纪录片的制作人大名鼎鼎，是蒋纬国。

除了港台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视作品也曾涉足这一领域。1991年的韩国电视剧《黎明的眼睛》，在描绘二战时期东亚人民苦难的宏大叙事中，也用部分篇幅触及了731部队的罪行。

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日本国内媒体对此题材的突破。

2017年8月13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了一部名为《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的纪录片，在日本社会乃至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这部纪录片的核心证据，是长达20多个小时的审判录音档案——这是1949年苏联在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12名日本关东军战犯进行的审判记录。

在录音中，包括731部队核心成员在内的战犯们，亲口供述了开发细菌武器、利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实验的罪行。他们承认，曾以“死囚”的名义，将活生生的中国人、苏联人作为“实验材料”，在日本顶尖医学精英的指导下，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NHK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媒体，能够制作并播出这样一部直面历史罪责的纪录片，其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有力回击，也标志着日本社会内部，开始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人士，愿意正视那段不光彩的过去。

在文字出版领域，关于731部队的作品同样丰富。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于1981年出版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是这一领域绕不开的作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性、大范围揭露731部队内幕的出版物，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书中通过对原部队成员的采访，以及对相关资料的梳理，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食人”帝国。

然而，这部作品也因其部分内容缺乏严谨的史实考证而备受争议。例如，书中关于用大型离心机榨干人体血液、用针管吸取体液制造木乃伊、在真空室使人内脏爆出等情节，被许多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指出不符合科学常识。有评论甚至指责森村诚一为了增强作品的冲击力而进行了文学上的编造和对美国解密文件的歪曲。

尽管如此，该书在打破沉默、将731部队问题推向公众视野方面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1983年，该书再版时，出版方删除了大部分被证实为不可靠的内容。

相较于《恶魔的饱食》的争议性，日本记者青木富贵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则以其扎实的调查和严谨的考证而备受赞誉。作者独辟蹊径，以战后发现的731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的两本亲笔日记为切入点，通过对美日两国大量当事人、研究者的采访，以及对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揭示了731部队罪行在战后被掩盖的惊人内幕。

书中详尽地披露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如何出于获取731部队人体实验数据和细菌战资料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与石井四郎等战犯进行秘密交易，最终赦免了他们的战争罪行，让他们得以逃脱正义的审判，甚至在战后日本社会继续身居高位。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这段历史为何被长期尘封，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

-恶魔的“科研”-

731部队的头头，是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此人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是一个野心勃勃、手腕强硬的“科学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国际社会在《日内瓦议定书》中明确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时，石井四郎却逆流而动，他认为，一种武器越是被禁止，就越证明其拥有巨大的潜在威力，因此更应该大力发展。

在他的极力鼓吹和四处游说下，1932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成立了“防疫研究室”，这便是731部队的滥觞。次年，石井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东北，在哈尔滨东南的背荫河地区建立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实验所，对外号称“东乡部队”，开始了小规模的细菌实验，而人体实验从那时便已开始。

石井四郎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家和宣传家。他四处游说军部高层，宣称“最强的国家都在准备细菌战，日本如果不做这样的准备，在未来战争中将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他还利用自己发明的“石井式滤水机”在军队中建立声望，以“防疫给水”为幌子，作为其罪恶研究的绝佳掩护。

据NHK统计，当时日本全国各地有10所高校，至少30名医学专家被派往731部队，其中包括京都帝国大学的田部井和（伤寒研究）、冈本耕造（解剖学）、吉村寿人（冻伤研究）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多名学者。这些所谓的“精英医者”的加入，为731部队的罪恶研究提供了“科学”和“人才”上的支持。

此外，石井还利用其地缘和血缘关系，从自己的家乡千叶县加茂村，招募了上百名村民，从技术人员到勤杂工，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加茂部队”。在这些精英与乡党共同构建的组织下，一个以活人为“实验材料”的“黑暗帝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拔地而起。

731部队的总部设在哈尔滨以南24公里的平房区，占地面积达6.1平方公里，拥有超过80栋各式建筑。其核心是一个巨大的“口”字形钢筋混凝土建筑群，内部人员称之为“口号楼”或“四方楼”。这座建筑戒备森严，四周不仅有高墙、深沟和通电的铁丝网，还有宪兵队常年驻守，对外宣称是“关东军司令官许可之外，任何人禁止入内”的特别军事区。

“口号楼”的中央，是两栋被称为7号楼和8号楼的特设监狱，这里是关押被他们侮辱性地称为“马路大”（Maruta，日语“原木”的谐音）的活人实验对象的地方。这些“马路大”大多是中国抗日志士、平民，以及苏联、朝鲜等国的人员，他们被以“特别输送”的名义，由日本宪兵队秘密押解至此。

731部队所进行的所谓“实验”，其残忍和血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所能想象的范畴。

“冻伤实验”，是731部队最为人所知的罪行之一。为了研究寒冷地区的作战防护，吉村寿人带领的研究班，强迫“马路大”将裸露的四肢长时间置于零下30多度的极寒环境中，并不断往上浇淋冰水，人为地制造严重的冻伤。他们会详细记录皮肤、肌肉、骨骼坏死的过程。据伯力审判的证词，有目击者看到监狱里3名中国人的手指已完全变黑脱落，另外两人的手指也只剩下白骨。实验“完成”后，坏死的组织会被强行撕下，受害者的四肢往往只剩下森森白骨。

另一个，是“毒气实验”。在一个完全透明的密闭玻璃房间里，实验人员会将不同年龄的“马路大”（包括成人和儿童）与鸟类等动物一同关入，然后释放不同种类和浓度的毒气，如芥子气、光气、氰化氢等，通过观察窗和摄像机记录他们中毒后的反应，直至痛苦地死去。原731部队成员越定男在其著作中详细描绘了这一惨状：受害者在毒气中剧烈挣扎，口吐白沫，七窍流血，最终在极度痛苦中窒息而亡。

当然，也包括“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将数十名“马路大”绑在呈同心圆排列的十字木桩上，然后从空中投掷或在地面引爆装有鼠疫、炭疽、鼻疽等细菌的陶瓷炸弹。受害者会被炸弹的碎片所伤，全身感染致命细菌，皮肤和肌肉会逐渐腐烂、坏死、脱落，最终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死去。伯力审判的证词中，有卫生兵供述，有时他们会直接在“犯人”头顶引爆炸弹，让菌液直接洒满全身，以观察最直接的感染效果。

除此之外，731部队还进行了难以尽述的各种灭绝人性的实验，包括人与马血互换、将人活活倒吊直至死亡、在真空环境中观察人体变化、以及所谓测试母性极限的“母爱实验”等等。在这些所谓的“实验”中，人的尊严被践踏得粉碎，生命被视同草芥，科学被彻底扭曲为服务于屠杀的工具。

1940年，在石井四郎的率领下，一支特别远征队前往中国华中地区，在浙江宁波一带从空中投撒了带有鼠疫菌的跳蚤，直接导致当地爆发了严重的鼠疫疫情，造成大量平民死亡。

据日军内部资料《感染鼠疫跳蚤之效果略算法》记载，仅此次在宁波的攻击，就投放了2公斤的鼠疫跳蚤，导致104人直接感染死亡，后续流行造成1450人死亡。1941年，他们在湖南常德再次实施了同样的罪行，投放了1公斤的鼠疫跳蚤，导致310人直接死亡，后续流行造成2500人死亡。1942年，在浙赣战役中，日军在撤退时，故意在水源和食物中投放了副伤寒和炭疽菌，给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兵败如山倒。731部队接到了来自参谋本部的紧急命令——销毁一切证据。他们炸毁了大部分建筑，用毒气和机枪杀害了所有在押的“马路大”，焚烧了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然后仓皇逃回日本。

然而，让人愤恨的是，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并没有在战后受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出于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以及对731部队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细菌战研究成果的觊觎，与石井四郎等人达成了一笔肮脏的秘密交易——美国以不起诉他们的战争罪为条件，换取了731部队所有的人体实验数据和资料。

就这样，石井四郎等人，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顺利逃脱了东京审判。石井四郎活到了1959年，死的时候65岁。

而其部队里许多“骨干”，在战后摇身一变，甚至成为了日本医学界、制药界的权威和领袖。例如，731部队的第二任部长北野政次，后来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绿十字”的领导者。负责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成为了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校长。而主导派遣大量医学精英参与731部队的京都大学医学部长户田正三，后来转任金泽大学校长。

731部队的罪恶，是刻在人类历史肌体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它如同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臭名昭著，关于后者的影视作品很多，好莱坞都拍了不少，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名单》，就是其中的经典。

所以，关于731，也应该多拍，多向世人呈现其中的罪恶。

之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揭开这道伤疤，是为了让世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警惕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思想的复活，让这样的悲剧，永永远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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